關於《心》這部作品，可以探討的議題既深且廣，我想就以下三點進行延伸與反思。
一是男性之間的情慾。從小說的開頭，就可以看到「我」對老師不可理喻的好奇與狂熱。根據文本，敘事者「我」之所以會注意到老師，先是被人潮中陪同老師的洋人所吸引。日本人的崇洋媚外是人盡皆知，而白種人在文化體系中，也一直被建構成優越且陽剛的民族，相對而言，在東方主義[1]的論述下，東方人常被賦予了弱勢且陰柔的對立面。此外，該名洋人除了身著丁字褲以外，一絲不掛，這也更加強了其陽剛的特質。而陪同洋人的老師，其地位也一併在「我」的心中獲得提升。
在完成了陽剛特質的轉移之後，洋人隨即退場，接著才是「我」對老師無止盡的凝視。固然「我」認為追求異性與親近先生是大相逕庭的情感[2]，老師卻不以為然，並明說自己「終究是不能夠帶給你滿足的」。這點讓我想到了酷兒研究學者Eve Sedgwick，她在著名的性別論述《男性之間》裡，比較了男性情誼與男同志情慾，並說明兩者之間存在流動的可能。男性情誼往往看起來很「異」，以義氣或兄弟等等形式在父權中存在，然而，Sedgwick引用了佛洛伊德的原慾Libido的概念顛覆了這個看法。
雖然佛洛伊德的許多理論常常會被認為是鞏固父權的武器，然而，從佛洛伊德對原慾的定義來看，本我的原慾就像是蓄水池，一來表示原慾是有限，而且可以瓜分的；二來水就是水，原慾並不因客體而質變。那麼，「我」對先生熱情的追隨，便可視為是一種原慾的附著。甚至，在遺書中老師與K的同性情誼，在與女主角靜的三角關係裡產生緊張，也可以視為是由於靜的出現，老師不再獨佔K的原慾，而且社會對同性戀的壓抑底下，其投射的慾望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滿足，於是，在忌妒與不滿的交互作用之下，老師遂出手搶走了靜，也間接導致了K的悲劇。
二是K與老師的自殺。Ruth
Benedict的日本研究名著《菊花與刀》裡表示：相對於罪感，日本人是被「恥感」支配的民族，而恥感的最大來源，則是無所不在的情義與社會壓力。回到小說中的情節發展，K一開始欺騙養家，讓養家支付學費時，並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「有罪」的，直到行為人盡皆知，而且期望與成就的落差過大的「恥感」雙重打擊之下，終於選擇了自我了斷；而老師也是一輩子背負著K自殺的影子，從此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價值，步履蹣跚地苟活著，最後以虛無縹緲的「明治精神」殉死，象徵對自我主體性追求的極致。
另外，如果回到男性情慾的探討，K的自殺代表了情慾客體的失去，因此，老師必須收回投注於K的原慾，而且，除非將原慾成功投注於新的客體，否則將離不開哀悼的狀態，而且原慾也會退型回自己身上。然而，我們可以從老師與靜的貌合神離，看出老師的原慾並沒有轉移到靜的身上，如此一來，老師的內心便吞噬了這個失落的客體K，也就是主體與客體並存。那麼老師的自殺，便可以視為是為了殺死心中的K，為了真正解決對K的愛恨衝突而產生的結果。
三是小說《心》裡的厭女情結，以及缺乏主體性的女人。除了老師的妻子靜，人如其名，其話語無足輕重彷彿靜音以外，敘事者「我」也是直接將靜視為老師的附屬品。而在老師的眼裡，其年輕時投宿的民宿女主人，除了在小說中多次用遺孀來彰顯身份以外，其正派與明理，在老師的眼中，也是由於她是軍人之妻的緣故。而《心》裡的男人，無論我或老師或K，都輕視女人，甚至認為女人愚蠢。此外，小說中的老師自認男子氣概遠不如K，那麼，他透過什麼真正變成了「一個男人」？爭奪一個女人。換句話說，女人的存在只是工具或手段，只為了完整一個男人。
在小說《心》裡老師對靜的情感，他自陳是毫無肉體邪念的。而在與老師聊天的過程中，靜表示自己想要有孩子，而老師卻表示他們不可能有孩子的，一來否定了靜的情慾，也暗示著彼此的無性生活。從小說中，老師種種維護靜純潔無瑕的行為，正是體現了父權社會對理想女性的描繪，其實是十分狹隘的。而靜並非毫無抵抗，在乃木將軍為明治天皇殉死的議題，以調侃動搖了男人自殺的主體性，以及父權結構下的社會論述。然而，老師懲罰靜的方式，便是隔離靜，將她完全排除於以父權為代表的語言之外，以真正保存男性的主體性。
因此，我欣賞《心》這部小說裡夏目漱石語言枯淡的晚期風格，欣賞他處理錯綜複雜的議題時聰明的敘事手法，卻無法真心喜歡這本書。或許是因為，我分不清楚在夏目漱石細膩的描繪裡流動的，究竟是諷刺，是推翻，還是在鞏固甚至讚揚父權的框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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